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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國內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模式與市場需求脫節嚴重，產學研創新主體協同明顯不夠，中介服務還不健全，使得高校科技成果洞悉市場需求滯后、產出的科技成果技術成熟度較低、科技成果與“中試”開發環節缺乏有效銜接。

目前，國內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大致有三種模式，分別是自辦企業模式、合作轉化模式和技術轉移模式。

其中，自辦企業模式是依托高校自身的科技、人才和設備等條件入股創辦科技企業并自主孵化科技成果的一種模式。而這種模式往往合作規模較小、涉及的技術簡單，導致具有較強前瞻性的高校科技成果由于無法轉移轉化而閑置。加之這種模式下，由于沒有遵循市場規律，大多照搬高校的管理模式，與現代企業管理方法脫節，造成市場競爭力不足，科技成果應用難以實現。

合作轉化模式，是高校將技術直接轉讓給企業，或者企業將適合的高校科技成果產業化的一種模式，相比自辦企業模式，該模式對高校和企業的規模條件沒有嚴格的要求，因而這種模式應用得較為廣泛。但由于沒有發揮市場在研發方向、成果選擇、技術路線等方面的導向作用，使得高校科技成果與中試、量產等生產環境的差距較大，風險資金難以投入到中試和量產等耗資較大的中間環節，導致科技成果難以達到有效產業化。在這種模式下，產學研三者的利益脫節，沒有構成閉合回路，無法形成良性循環的長效機制，使得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能力有限。

技術轉移模式是通過技術轉移機構，實現高校科學技術孵化產業化的一種模式，有大學科技園、校企聯合研發中心和國家工程中心等多種形式。在這種模式下，技術轉移機構多為事業單位或國企，他們為需要技術轉移的團隊提供辦公場地、配套設施和一系列的相關服務，依托當地的區位和政策優勢，以及高校的科技和人才優勢，推動高校科技成果的轉化。但由于這種模式目前發展并不成熟、產權關系更為復雜，加之信息溝通不順暢、體制機制缺乏創新，使得這種模式下，沒有發揮市場的導向作用，高校科技成果轉化依舊困難。

長期以來，高校教師受“重研發、輕轉化”“重論文、輕專利”的考核評價體系的影響，專注于國家財政主導的縱向課題，偏重于基礎理論和科學技術前沿問題研究，追求技術先進和成果新穎，而缺乏對市場的深入調研與發現，主管部門很少明確項目承擔方的成果轉化責任和期限，也沒有將科技成果的轉化情況納入項目評估和考核的指標體系中來，使得高校的科技成果多處在實驗室階段，技術成熟度較低。同時，在對教師的考核與職稱評定過程中，從事科技成果轉化的教師常常處于弱勢地位，轉化一項重大成果的實效遠不如發表一篇高被引論文。

此外，就企業來看，部分企業為了在短時間內獲得收益，往往追求短平快項目，使得產學研合作周期較短，針對產品及成套技術開發甚至技術路線創新所需的多元和復雜技術創新合作相對較少，面向產業長遠發展的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的合作意愿不足，限制了高校科技成果同市場的深度融合。

目前國內服務于產學研合作的中介服務體系還未建立，權威的知識產權評估和技術轉移服務機構還比較缺乏，服務的功能較為單一，專業化明顯不足，大多數僅限于“牽線搭橋”式的中介信息服務，遠不能滿足技術轉移和創新擴散的需要。而高校內部效仿國外建立的技術轉移機構大多是高校的全資公司，往往淪為高校對接企業的職能部門，自身的造血功能不強，運作還不夠規范，無法完成科研人員技術成果的“托付”。

此外，產學研信息溝通平臺有待健全，政府、企業、高校、中介服務機構的信息不對稱問題還比較突出，科技資源、人力資源、社會資源、政策資源等還未實現有效共享，高校科技成果同市場需求脫節，使成果轉化率低、效果不佳。

一般而言，“研究—開發—產業化”的各個階段都不是一帆風順的，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由于目前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沒有充分發揮市場對于科技成果、技術方向、技術路線等的導向作用，使得科技成果無法擺脫“魔川—死谷—達爾文海”噩夢，從技術到產品再到市場，每一步都是驚險一跳，加之政府、企業、高校、中介服務機構的協同性較差，使得部分高校科技成果長期處于沉睡狀態，部分轉化中的科技成果由于無法滿足市場需求導致轉化率低，部分科技成果由于缺乏知識產權的有效保護市場收益率較低。